余治平教授
演讲
 





读书会会场
 





会友发言




贾建新主任讲话

 


 




董仲舒与中国文化

柏林大愚读书会和柏林及波茨坦地区国家公派人员联谊会于201126日在柏林中国文化中心举办研讨活动,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BBAW)和柏林自由大学(FUB)访问学者余治平教授作专题讲座,题目是“汉民族灵魂的总建造师--董仲舒与中国文化”。 

董仲舒(前179~前104)是中国汉代思想家,政治家。汉武帝时,他在著名的《 举贤良对策》中提出他的哲学体系的基本要点,并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汉武帝所采纳。其后,任江都易王刘非的国相10年;又任胶西王刘端的国相年。此后居家著书,仍受武帝重视,朝廷每有大议,令使者及廷尉就其家而问之。董仲舒以《公羊春秋》为依据,将周代以来的天道观和阴阳、五行学说结合起来,吸收法家、道家、阴阳家思想,建立了一个新的思想体系,成为汉代的官方统治哲学。余治平教授的讲座阐释了董仲舒的理论体系的丰富内涵及其对中国文化的重大影响。他认为,董仲舒的学说主要包括五个方面:1. 崇天、敬天、畏天; 2. 阴阳五行之学; 3. 感应论; 4. 纲常建构; 5. 时间与历史理念。 

在董仲舒思想体系中,“天”是最高的哲学概念,主要指神灵之天,是有意志、知觉,能主宰人世命运的人格神。中国文化有敬天的传统,天是中国人的上帝。《说文解字》称:天,颠也。至高无上。 而命自天出。但是天远而命近,天抽象,而命具体,天高高在上,遥不可及,而命是所有因缘汇聚交织、一切关系融合沉积的结果,呈现在现实的人生生活中。听天由命是崇天、敬天、畏天的具体体现。天有十端,即天、地、阴、阳、火、金、水、土、人。天虽高远、可畏,却和人一样,都被纳入在十端之中。天、人、物、自然之间是一种非对立的、彼此配合、共同辅成的互补关系,而不是截然对立。这是董学乃至整个中国哲学的一种鲜明特色。这种特色在宇宙观建构之时就已初露端倪,进入人世伦常则愈加明显、卓著,再经过几千年历史的推扬、沉积,几乎渗透到社会文化、人群生活以及心理结构的方方面面。

阴阳与五行的观念,自古及今一直以不同的形态存活于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上从国家社稷的若干重大决策,下至普通中国百姓的许多言行方式,几乎都能暴露出根植于心灵深处的阴阳五行思想。阴阳五行的问题是中国哲学的一个大问题。阴阳意大,五行道深。阴阳五行几乎涵盖着整个中国人实在化的生活世界和精神性的意义世界。董仲舒整合阴阳、五行之学,通过五行来阴阳。余治平教授具体讲解了阴阳位处、阳尊阴卑、 阳经阴权、阴阳合别、阴阳中和、五行位次、五行之运、五行生克、五行全息图以及五行天象与政治失误等,使大家对阴阳五行学说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

关于感应论,这是董仲舒学说的一个核心概念。物物相感、天人相应的根据就在于同类相动、以类度类。相同类型、相同性质的万事万物都是可以互动、可以彼此沟通的,甚至只有相同事物之间才有可能相互助益,而相异事物之间却容易导致彼此损丧。这是自然世界及人类社会的一条普遍性法则,也是感应发生的基本前提。天人互感,天人类合,由性情而感通。人副天数,治道天道、政制人事与天相应。汉代天人关系问题的热烈讨论衍生出祥瑞、灾异之说。凡事凡物皆应类而起,美事召美类,恶事召恶类,类之相应而起也。 帝王将兴,必有祥瑞之预兆;同样,政权将亡,也必先有妖孽出现。

关于纲常建构也是董学的一个重点。董仲舒非常重视五常之道,即仁、义、礼、智、信,认为五常是帝王执事和国家政治追求的唯一目标。五常的修饬,不仅直接决定着生民百姓的命运、国家政治的兴衰,而且还与天地鬼神以及整个宇宙世界的生命存在都有着某种必然的关联。三纲即君臣、父子、夫妇,对于国家的政治管理和社会管理,十分关键。但是,他并不是主张绝对权威和绝对服从,而是各尽其责,相互配合。

关于时间与历史理念,董仲舒提出十如更始和阴阳运行路线,认为阴阳之气在两和二中之间周行、运转,永无止尽。这就是董仲舒所谓的天地终始。这种终始转移的历史意识进入中国人的信念世界后,使得诸如生生不已没完没了之类的观念逐渐演变成为一种具有普遍性质的价值认同,是一种终始转移的历史意识。一般的中国人,即使是在最落魄、最穷困潦倒的时刻,甚至处于根本无望的绝境之中,也会坚定地维持这一类基本信念,例如天无绝人之路车到山前必有路没有过不去的坎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最穷不过讨饭,不死终会出头等格言。在古今日常生活中,中国人似乎一直都不缺乏那种处于顺境时的忧患意识,如相信乐极生悲财主无三代好花不常开没有不散的盛宴等;同时也更有处于逆境当中的自信态度,如天无百日雨,人无一世穷瓦片也有翻身日,哪有久富长贫家黄河尚有澄清日,岂可人无得运时,以及转不完的春秋冬夏等格言,所表达出来的都是一种终始相续、前后相继的宇宙观和时间观,孕育和打造出中国人在为人处事及根本世界观方面的忍耐、宽容甚至豁达、圆通的民族气质和普遍品德。中国人及整个中国文化所富有的所谓乐观精神而绝少悲情意识,探究真正的根源,应该是远古时代益已形成并逐渐进入人们思维传统的终始转移的时间历史理念。

余治平教授是复旦大学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为儒家思想与文化、中国哲学,是董仲舒研究专家,已出版专著《唯天为大——建基于信念本体的董仲舒哲学研究》(商务印书馆)、《哲学的锁钥:源于本体论的形上之思》(四川人民出版社)、《中国的气质——发现活的哲学传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曾任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课题《康德哲学概念谱系》主持人和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忠恕而仁——儒家尽己推己、将心比心的态度、观念与实践》负责人。他认为,在中华民族的形成史上,汉代是一个漏斗,前面的全被吸进来,后面的都从这里流出去。汉代使中国成之为中国,使汉人成之为汉人。董仲舒发扬春秋公羊学的精神主旨,整合百家思想资源,借助外道而不离本宗,奠定两汉经学诠释的基本架构,开启孔孟之后儒学发展的新局面。他建议朝廷“立太学”、“设庠序”、“置五经博士”、“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旋即被武帝落实于文官度制,其影响一直延伸到晚清。孔子之后,还没有哪一位儒学思想家能够像他这样提出那么多深入人心的观点和理念。董仲舒提出“大一统”、“天人感应”、“三纲五常”、“任德而不任刑”、“仁在爱人、义在正我”、“屈君伸天”、“终始转移”之类的主张,早已经融入了无数代中国人的骨髓和血液,而成为我们的公共话语系统、普遍的社会前见和整个族群的价值基础。如果说孔子是汉民族灵魂的总设计师,那么,董仲舒则是总建造师,而朱熹则是总装潢师,他们共同构成了儒学历史的三大里程碑。最后他还列举了董仲舒研究的主要参考书: 余治平:《唯天为大》(商务印书馆,2003); 余治平:《中国的气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邓红:《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学》(中国工人出版社,2001);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中华书局,1991) 和赖炎元:《春秋繁露今注今译》(台湾商务印书馆,1984),以便会友们深入研读。今天使会友们感到兴奋的还有柏林中国文化中心贾建新主任的莅临。他不仅认真听取和高度评价了演讲,而且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给大家拜年问候,并表示对读书会要大力支持,使读书会的活动办得更好。

(鲁泉)


2008 © 柏林 Dayu-读书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