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法律思想
黄礼登

   洪堡大学法律博士生黄礼登报告的题目是《孔子的法律思想》。他首先解释了古代法和律的概念。根据《说文》,“灋,刑也。平之如水,从水。所以触不直者去之。”意思是法等于刑,法如水一样平,独角兽“廌”判定不对的一方而用角顶之。所有中国的法字包含了对公平的价值追求,也包括了明辨是非和惩罚的含义。

由于法等于刑,所以三代的法典都冠于“刑”字,分别叫做《禹刑》、《汤刑》和《九刑》。用“刑”字来表示法,是强调法的惩罚性。到了公元前407年魏国的李悝制定《法经》,他改刑为法,直接用“法”字来命名法典,强调法的公平性。

“律”原意是指定音的竹笛,后来也指音乐的旋律、节拍,主要含义是稳定、准确、普遍适用。公元前356年秦国的商鞅变法,首次改法为律,制定《秦律》也就是强调法应该人人遵守、普遍适用。自此中国一直把法典称之为“律”,比如《唐律》、《大明律》等等。

孔子主张“为国以礼”,礼可以“审行信令,祸福赏罚,以制生死”(《左传》),同时有“失礼入刑”后果,所以可以看出礼作为古代行为规范的总称,当然也包含了法的内容。孔子的法律思想主要包括在他的“仁”学理论当中。仁是孔子法律思想的起点和归宿。关于仁和法的关系,黄礼登总结了两个方面。一是孔子用仁来损益礼,同时包括了用仁来损益法的内容。比如孔子反对人殉,这是对丧葬制度的修正;他主张“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这是反对严刑重罚。第二个方面是对人物事件进行是否仁的评价也包含了法律的价值标准。比如孔子称赞“一匡天下”的管仲,这表达了他追求国家和法制统一的价值取向。

孔子法律思想的基本原则有三项,一是民本思想,二是宗法思想,三是君权思想。民本思想是孔子关于立法、司法和守法等原则的前提和基础。基于民本思想,孔子相信人、教育人,认为没有天生的罪犯,他重视人的价值,立法上主张宽简、执法上讲究中罚, 要求以“忠恕”的仁道来哀矜折狱、原心论罪,他把“无讼”作为民本政治的最高目标。宗法思想的根本是“孝”,早在商周时期,不孝就是被视为一项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刑三百,罪莫重于不孝”(《商书》)。孝是决定罪与非罪、罪轻与罪重以及是否惩罚和惩罚轻重的重要依据。孔子强调了孝在预防犯罪方面的作用。《论语》中有子说过,“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孔子的君权思想是一种相对的君权思想,他称赞禅让,同时还持后世称之为“吊民伐罪”的反对无道君主“征伐”思想。

具体说来,在立法方面,孔子主张“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也就是说君主拥有最高的立法权。在预防犯罪方面,孔子认为犯罪的原因之一是贫穷,“小人穷斯滥矣”(《论语·卫灵公》),所以预防犯罪的手段首先是“富之”,然后是“教之”。教育的内容就是礼和德,他说:“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 孔子还提出了很多预防犯罪的道德戒律,比如“三戒”:“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 戒色是预防性犯罪,戒斗是预防暴力犯罪,戒得是预防经济犯罪。

在司法道德方面,孔子以古代司法官柳下惠的例子说明了“直”道的重要性,在司法上,直就是要使赏罚恰当。在刑罚方面,孔子以中庸的思想来指导处罚,务使做到“刑中”,即是罪罚相适应。古代重要的侦查审判原则“哀矜折狱”也是发轫于孔子,意思是审判人员对待犯人,要用一种哀悯和同情的心态来对待。另外孔子在其法律思想中还贯彻了古已有之的“原心论罪”观点,也就是说在审判时要考虑犯人的主观动机是故意还是过失,是偶然犯罪还是惯犯。孔子在法律史上提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是“父子相隐”,这项原则被吸收到后世的法典中,被称为“同居相为隐”,即亲属间可以拒绝证明对方犯罪。这项原则在中国直到《大清律》都还在适用,但是也有例外,涉及到谋反等大罪时,亲属不能拒绝作证。在西方很多国家今天的刑事诉讼法中仍然有这条原则。比如德国刑事诉讼法第52条规定被指控人的订婚人、被指控人的配偶、与被指控人现在或者曾经是直系亲属或直系姻亲的人,可以拒绝作证。遗憾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37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这实际上是排除了亲属间的拒绝作证权。

最后在对孔子的法律思想进行总结时,黄礼登说,孔子法律思想的三大基本原则是互为条件互相制约的。比如君权思想是有宗法思想推演出来的,但由于受到民本思想的限制,所以理论上不会发展成绝对的君主专制。而从“仁”直接推导出的民本思想,由于存在“泛爱”的危险,所以受到了宗法思想的束缚,成为了一种有等级的爱。君权思想下的民,只能是子民,而不会是公民,在这种思想中,强调的是道德义务而忽视个人权利,这些都是孔子思想中的不足之处。但是他轻视鬼神,重视人事,主张法律和道德相结合,重视教育预防,反对刑杀威吓,这些都是他思想横跨千年而熠熠生辉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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