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西方民主与东方民本
                ——柏林读书会谈古论今,拓展新思路

2009年5月17日下午,春光明媚,四十多位华人、留学生聚会柏林中国文化中心,参加柏林华人自发举办的读书会。此次读书会的报告主题是《为什么民本没能发展到民主?》,由在柏林自由大学政治系攻读联合培养博士学位的苏莉主讲。

如何解决中国当前面临的“挨骂”问题?

苏莉来自古都陕西咸阳,是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政治学专业博士生,她所作的报告源自她的一篇硕士论文。报告开头就指出了当前中国面临的问题:“中国已成功解决了挨打、挨饿问题,现在却面临挨骂问题。”骂什么?就是骂中国“没有民主”,归根究底就是有关中国的国家制度模式之争。那么谁在骂?骂中国的主要是西方发达国家,但是,中国人内部也有一些人在跟着西方骂。

面对这样的骂声,中国是如何回应的呢?苏莉向大家介绍了国内学者的一些观点——

(一)反击:面对西方的谩骂道出了《中国可以说“不”》、《中国不高兴》。苏莉在报告开头播放了一段有关2008年海外华人自发起来反藏独、卫奥运,抗议西方媒体弄虚作假、煽动反华的纪实视屏。她指出,全球海外华人这场声势浩大的抗议活动令西方的政治学家们感到非常意外,不少西方学者都将华人的抗争归结于“民族主义情绪”或干脆怀疑是“中国政府操纵”。但是,对于真正致力于政治学专业研究的学者来说,无论是简单的说“不”还是主观臆断的“民族主义”说、“政府操纵”说,都不是令人满意的回答。

(二)辩护:国内一些学者提出了“民主发展需要条件”的观点,认为民主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才能实现的。但是,西方学者拿出印度等国家为例证,证明推行西方民主模式与经济发展阶段无关。国内学者则拿印度等国家的实际发展远远落后于中国来进一步论证“条件论”、“阶段论”。但是,这种理论的局限性就在于,无论是“条件论”还是“阶段论”,实际上是肯定了民主的,中国民主只是“早晚”的问题,很快就陷入了国内外逼中国拿出“时间表”的窘境。

(三)比附:中国学界很早就有观点认为,民主思想并非西方的专利,中国也有。即使在西方国家之间,民主制度也是有很大不同的,所以,中国完全能够走出自己的民主之路。在这种“寻根”的理论影响下,许多学者认为,中国先秦时代已有的“民本”思想就是民主的萌芽。《尚书》中已有“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思想,而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更成为耳熟能详的“民本”原则。因此,清末民初的学者、曾在北京大学任教的刘师培就认为:“顾卢氏(本文作者注:指卢梭)《民约论》,于前世纪欧洲政界为有力之著作,吾国得此,乃仅仅于学界增一新名词,他者无有。”但是,民本和民主显然是两个不同的思想,民本不是民主。经过历代学者们的研究,中国学界逐渐形成了一种观点,认为明末清初反对宦官权贵的大儒黄宗羲(公元1610年生,1695年卒)的思想,是中国民主思想的萌芽。然而,比附不解决模式之争引发的问题,因为,如果民本是民主的萌芽,“为什么民本发了上千年的芽,终未能开出民主之花?”,是“土壤、空气、还是种子的问题?”,苏莉给会友们埋下了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民主到底是什么?

要研究民本与民主之间的关系,首先就要研究这两个概念的定义问题。

苏莉指出,当今世界上很多人谈“民主”,却并不一定知道“民主”到底是什么,于是就出现了“民主是个筐,好东西都往里装”的现象。就如美国学者乔·萨托利在其所著的《民主新论》中指出的:“我们虽都声称喜欢民主,却不再知道(理解、一致同意)什么是民主了。于是我们生活在一个以民主观混乱为特色的时代里。”美国学者卡尔·科恩在其《民主概论》中一针见血地写道:“社会领域中的一切期待的事物无不以民主来命名。渴望的自由成了‘民主自由’,权利也都不加区别地称之为‘民主权利’;几乎一切可称之为理想的,从基督精神到人头税,都被其支持者称之为‘民主的’。”

苏莉首先介绍了西方民主制度形成的历史背景,并将之归纳为一个公式:

“集团社会+持续的外部威胁=民主”

现代西方民主的诞生地欧洲,是宗教派系、世俗君王以及贵族权力、民间商业集团等各种社会势力集团分立,相互之间为权力和利益残酷争斗、兼并的地区。即使到了公元990年前后,欧洲大陆上仍有数千个政治实体,到1500年还有500个,1780年时仍有100个。如果不考虑古希腊、古罗马时代同样征战不断的历史,那么,欧洲大陆从公元5世纪至20世纪曾经历了1500年连绵不断、不计其数的大小战乱。持续的战争加强了特定集团内部的统一,强化了集团思维,最初的选票就是“一支枪一张选票”。

民主制度维持稳定的核心途径是妥协。由于民主制度的设计基于不同集团之间的斗争,所以民主本身不利于社会稳定。历史证明,民主往往是依靠外部威胁来强化内部稳定,只有在外部威胁的强大压力下,才容易达成民主国家内部的妥协。这也是西方国家常常通过“树立外来敌人”来转移国内矛盾的原因。任何缺乏共识的选举,即使是真实公平的,也不会构成稳定的民主政权,这一点对于缺乏民主经验的很多发展中国家是显而易见的。例如,近来泰国的政局动荡就是一个良好的例证。又如,形式上比现在更为民主的魏玛共和国导致了社会动荡,最后反而以民主颠覆了民主,基于这一教训,联邦德国在议会选举制度上设计了对政党实际参政的限制性规定。这说明了,限制民主反而有利于民主的稳定。

其实,“民主”这一政治体制在古希腊先哲们的眼里是“恶政”乃至“暴政”。如果说,柏拉图对民主的唾弃不只是出于他对雅典民主制度的堕落现实的认识,而是更多出于他对民主制度下的法院判处其老师苏格拉底死刑的痛恨的话,那么,在很多哲学理论方面都远离了柏拉图的他的弟子亚里士多德的国家政治理论就显得更有说服力。亚里士多德这位2300多年前的西方先哲将国家政治制度分为两种类型,一是“良政”,二是“恶政”,而每种类型都根据执政者多寡而各有三种具体的形式,即:良政包括一人执政的“圣王之治”、少数人执政的“圣贤之治”、多数人执政的“多数政治”,而恶政包括一人执政的“君独裁”、少数人执政的“寡头暴政”、多数人执政的“民主制度”。亚里士多德将良政归结为替社会全体服务的国家制度,而恶政归结为替执政者集团服务的国家制度。这里实际上出现了西方政治理念与东方政治理念的第一个交汇点,那就是,亚里士多德的“良政”与中国“民本”思想的交汇。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所对民主“恶政”的抨击,都是认识到了民主制度设计本身是建立在利益集团之间的私利斗争基础上的,因而从根本上不能实现全社会福利目标,并因此连带产生出与私利斗争伴随而来的诸多丑恶的社会政治现象。所以,丘吉尔直言不讳地承认,民主是个坏制度,只是,人们至今尚未找到比民主更好的制度。

苏莉认为,民主突出的就是形式平等,民主的实质就是形式上“多数的权力”,而这种权力是通过形式程序上的投票表决程序来实现的。但是,哪怕是实现了真正公平的“一人一票”,计票方式却可能使同样的表决展现出不同的权力构成。例如,德国议会选举中对参选政党的至少5%票数比率或至少三名候选人获胜当选的门槛限制,就使实际获得的票数并不一定转化为相应的权力。而谁来制定选举的程序制度、计票分权制度,就成了重要的、可被操纵的环节。而且,与选举制度紧密相关的竞选资助规则、不同选民阶层所能获得的信息的不对称性等等,都是造成“一人一票”的形式平等之下的实质不平等的源头。事实上,民主不是一种公正的竞争,民主是一个社会利益集团或若干个利益集团联盟对其它利益集团的强制性统治。

苏莉指出,民主的虚幻性就在于其显而易见的“一人一票”的形式平等。但是,民主制度背后的力量,通过选举制度的“比例、绝对多数、双轮”等等计票模式的设计以及具体操作,却使民主从“多数的权力”沦为“少数的游戏”。

现代西方民主制度之父的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就已阐明了民主并不限制权力,而且民主也不保障自由的事实:“人民可以废除任何想废除的东西,并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一种根本法律是可以约束人民共同体的。……任何拒不服从公意的,全体就要迫使他服从公意。”

而且,即使有一些罢免或弹劾制度存在,代表“多数人权力”的执政者一经产生,并不能真正避免这些权力代表背离多数选民意愿执政的现象,导致权力实质上不再是多数人的权力。例如,正是美国的民主选民给予了小布什军事侵略伊拉克的权力。尽管人民可以在下一次选举中重新选举他们的代表,但在西方代议制民主模式中,人民可以作出的选择是有限的,而政治精英们被少数经济实力强大的利益集团收买、操纵的状况并非只是理论假设,而是出现在自古至今所存在或存在过的民主政治现实中的切实现象。

托马斯・戴伊对美国的政治现实进行研究后,在其《谁掌管美国》一书中写道:“美国的5416名精英,控制了全国工业资产的半数,电讯、交通、公用事业的全部资产的半数,银行资产的半数,以及全部保险业全部资产的三分之二。各私人基金会、大学、电视网、电讯以及各大报业系统的全部资产的将近半数,也为他们所掌握。他们还控制了全国第一流律师事务所和最有名气的民间、文化团体,占据了联邦政府在行政、立法和司法部门的关键职位和最高级军事指挥职务。”这体现了在民主制度背后隐藏的强势寡头集团对国家经济、政治、司法、教育、文化乃至军事领域的实际控制,是挟“民主”以令“人民”的不平等的政治现实。

所以,中国现代政治学家萧公权在《宪政与民主》一书中给民主所下的定义只能是一种可悲的民主现实:“人民固然不许暴君苛政侵害权利,他们也不欢迎仁君仁政‘越俎代庖’替他们满足生活的需要或决定生活的方向。”人民虽然摆脱了君主统治,但事实上,民主往往成为社会强势集团恶政当道的合法化借口。而且,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民主常常会走向其制度设计原意的对立面。例如,正是法国人民推选了拿破仑成为他们的帝王,而魏玛共和国的民主选举使希特勒以压倒多数获得了独裁的权力。

“不让神替人民决定,不让官为人民决定,人民要自己决定。人民可以决定让傻子当总统,人民也可以决定灭了非我族类,人民甚至可以决定当独裁者的奴隶。人民可以犯错、可以被愚弄、可以被煽动,但绝不可以被替代。所以,民主不一定能给人民带来优质的生活、稳定的秩序、完善的治理,但民主给人民决定的权力。”这段阐述恰恰点出了民主的致命之处,也是古希腊先哲们唾弃民主制度的根本原因之所在。例如,“人民也可以决定灭了非我族类”的西方殖民主义时代的民主政权,在全球诸多殖民地制造了对土著民的惨无人道的大屠杀。

民主更不等于各国的民主实践,每个国家都有其实现和实践民主政治的独特历史。不仅在东西方之间,即使是西方各国的民主制度之间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他们相互之间并没有达成一种统一的标准。

尽管西方意识形态的宣传常把与普通民众向往的繁荣、富裕、民治联系在一起,但事实证明,许多接受了西方民主制度的国家并未能摆脱贫困的境地,普通民众更是难以获得社会财富的共享。仔细分析西方国家的福利制度,其形成与发展的主要原因有二,第一是在社会主义思潮诞生以及由此产生的劳动者革命压力的逼迫下,才使资本主义社会产生了福利制度以调和其社会的内部矛盾,第二是西方发达国家能够通过其对他国的殖民或霸权,掠夺他国的资源和财产,并从中转移部分掠夺所得作为社会福利来平抑社会矛盾。

因此,综上所述可以总结出:民主不等于“民有、民享、民治”。

民本到底是什么?

与对“民主”的偏爱形成截然相反的对照的是,以往对“民本”几乎是“民本是个筐,坏东西都往里装”。中国当代历史学家陈胜粦在其《民本主义论纲》中就认为:“民本是比民主落后的政治思想。……百姓之民始终是君主实行民本治略的对象,君主和各级官吏怀着仁爱之心关心爱护老百姓,好心地‘爱民’、‘养民’、‘教民’、‘救民’、‘富民’、‘治民’,而老百姓只是一群可怜巴巴的等待接受统治者施舍关怀帮助的弱者穷者,‘民’始终毫无自主性、独立性。”

实际上,民本并不是支持君主专制的思想,将民本思想与维护专制混为一谈的观点是对中国先秦民本思想的歪曲。《吕氏春秋·贵公》中有:“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人之天下。”《吕氏春秋·威德》又道:“立天子以为天下,非立天下以为天子。”《左传·襄公十四年》也非常鲜明地指出:“天之爱民甚矣,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纵其淫而弃天地之性?必不然矣。”像类似的民本思想的阐述还有很多。因此,民本不是为了维护君主统治而牧民的思想。

而且,即使在中君主统治的时期,人民在民本的政治中绝非被动守候。梁启超曾指出:“彼官吏者,亦不过自民间来,而非别有一种族……犹果实从根干而出。”已故中国现代历史学家、国学大师钱穆也认为:“传统中国的政府官员是真正的人民的代表。”曾师从钱穆先生的中国当代著名学者余英时教授认为:“我们不能将‘士大夫’和‘百姓’看作两个对立的社会阶级。……‘士大夫’相当于官僚系统的成员或‘治国精英’。这是一切有组织的社会所不能缺少的一环……‘士大夫’由科举取得治天下的资格,但从社会背景上说他们则来自‘百姓’中的各阶层。”

苏莉认为,民本是以实现“全体的福利”为政治理想,政府以维护民之“共同福利”为职责的政治制度。中国传统政治理念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遵循《论语》中孔子所述的“政者,正也”的道德理想,这与西方将政治作为私立斗争的理念有本质上的区别,这里的“正”政,正是古希腊先哲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向往的“良”政,说明是具有普遍价值意义的一种政治理想。这也体现在孔子所言“君君,臣臣”中所要求的对君王、对臣吏的尽职要求中。

苏莉将中国民本政治形成的社会基础归结为以下公式:

“职业社会+相对稳定的大一统的国家=民本”

主要基于血统以及权贵功劳的分封制度基本上终于秦始皇对中国的统一。中国进入了大一统的社会历史后,封建分封制的宗族权力分配逐步为具有较大社会流动性的举贤制度、科举制度所取代。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设计有其先进的一面,科举(经过科举考试)、荐举(地方推荐、中央考核)、太学(由太学培养考核)、任子(由学校培养品官子弟)、郡邑佐(基层提拔)、辟召(大臣举荐其僚属)、绝学(各类技术人才:历算、乐律、测望、占候、火器、水利)、上书(毛遂自荐)等各种方式,将社会各个阶层的人才纳入到政府中来。

因此,已故英国现代历史学家阿诺尔德·约瑟·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认为:“汉朝将全部政治权利赐给了全体人民……我们可以把公元前196年作为古代中国统一国家全体人民获得政治权利的开始日期……在这之后,进入中国政界之路,都已真正开放给不分社会等级的有才之士了。”

其实,腐败问题并非民本制度独有,西方的民主制度并不能杜绝腐败,而是通过游说集团、政治基金会等形形色色被合法化的政治贿金,通过官员和政客执政期满后的高薪兼职、政经界精英的相互流动等形式,将相当一部分权钱交易和腐败现象掩盖起来了。而且,高度复杂的法律制度存在许多漏洞,而西方民主社会的统治精英高度职业化,且从政的大多为法律专业人士,这使权力腐败能够游走于法律空隙之间,使赤裸裸的腐败现象相对减少,或难以被发现,或难以依法追究,造成了一种民主有效制约权力、能够杜绝腐败的假象。

在民本者眼中,民主是小人结党营私、巧言争斗的恶政。清末杰出的爱国诗人、外交家黄遵宪在其《日本杂事诗》中就认为:“余观泰西人之行事,类似联合力为之。……尝考其国俗,无一事不立会,无一不结党。众人习知其利,故众人各私其党。虽然,此亦一会,彼亦一会,则又各树其联合之力,相激而相争。若英之守旧党、改进党,美之合众党、民主党,力之最大,争之最甚者也,分全国之人而为二党,平时党中讨论,付之新闻,必互相排抵,互相偏袒。一旦争执政权,各分谴其党人,以图争胜。有游说以动人心者;有行贿以买人心者;甚有悬拟其党人之后祸,抉发其党人之隐恶,以激人心者。此党如是,彼党亦如是。一党获胜,则鸣鼓声炮以示得意。党首一为统领、为国相,悉举旧党之官吏而易置之,僚属为之一空。举旧日之政体,改而更张之,政令为之一变。譬之汉唐宋明之党祸,不啻十百千倍,斯亦流弊之不可知者也。”

而带有民本思想的孙中山所推行的民主也与西方民主不同:“我们要知道民权不是天生的,是人造成的。我们应该造成民权,交到人民……因为中国人民都是不知不觉的多,就是再过几千年,恐怕全体人民还不晓得要争民权。所以自命为先知先觉和后知后觉的人,便不可像日本人一样专是为自己打算,要预先来替人民打算,把全国的政权交到人民。”

而在西方人士的眼中,民本又是无法在西方民主制度中实现的理想。例如,英国曾想引入中国的文官考试制度,但遭到抵制。当时提意见的人大多认为引入文官考试的建议是绝对行不通的,因为这仿佛是西方政治世界中闯进了一个从另一个宇宙来的因果方案,好比向证券交易所提议当天的股票价格应由祈祷和抓阄来确定。例如,当时的英国教育部常务大臣林根在《关于文官系统的报告和文件》中写道:“鉴于官职任命权事实上是权力的一个因素,而绝对不是一样虚无缥缈的东西;鉴于我国人民有悠久而极其宝贵的政治较量习惯,其中分享官职被认为是斗争的正当奖赏;鉴于在社交上、日常生活中以及在唐宁街,身份和财富(这是事实,无论我们喜欢与否)左右许多事情,我们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莫不按照这个认识进行;鉴于这一切,我要慎重行事,决不会贸然劝告在文官系统中进行一场革命。”而英国殖民地的詹姆斯·斯蒂芬爵士更是认识到西方世界低下的道德水平局限了其民主制度的进一步引入民本思想的优化方案:“我认为,我们生活在其中的世界还没有完全道德化,接受不了这样一个严峻的道德方案。”

走出比附,开拓中国的民本民主政治之路

苏莉根据民主和民本的两种不同制度概念的内涵,提出了两种完全理论性的制度:

(一)彻底的民主:全世界所有的人,不分国家、不分种族、不分性别、不分年龄,抽签轮流当球长,球长组织全体球民以“多数决”的方式决定全球大小事务。

(二)彻底的民本:全世界选贤举能,在少数精英的治理下,全世界所有人,不分国家、不分种族、不分性别、不分年龄,共同分享繁荣。

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展示了其君为“共同福利”而立的思想:“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天下有公利而莫或兴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有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同时,他也提出了臣为“共同福利”而设的思想:“缘夫天下之大,非一人之所治,而分治以群工。故我之出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在黄宗羲眼中,法为“共同福利”而制:“二帝三王知天下之不可无食也,为之授田以耕之;知天下之不可无衣也,为之授地以桑麻之;知天下之不可无教也,为之学校以兴之;为之婚姻之礼以防其淫;为之卒乘之赋以防其乱:此三代之法也,固未尝为一己而立也。”他认为,政治之得失亦在于“共同福利”:“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

因此,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历史系教授秦晖认为:“从严格意义上来说,黄宗羲的思想已经不是民本思想了,而是民主思想。民本是指君主和朝廷为民做主,强调这一点就要扩张君权,让圣君、清官有很强的权力来为民做主,除暴安良,惩治贪官污吏,发展一套监察系统等等。而民主思想认为,权力本身不受制约才是万恶之本,而不在于皇帝本人的道德修养如何。民主思想强调的就是限制君权和权力制衡。黄宗羲的思想恰恰就是限制君权和权力制衡。”但是显然,黄宗羲的民主思想与西方的民主制度理念有着本质的区别。将中国的民本与西方的民主相比附,是牵强附会,而且难以产生具有现实意义的社会价值。

在中国现代化的道路上,我们无需否定西方现代民主制度在人类历史上带来的一定的进步意义,但是也不能不客观地认识到以上提到的西方民主制度源于其历史文化的局限性。同样地,我们也不应轻视自身文化中至少存在了两千五百多年的民本思想,不能因为中国历史上的君权统治曾经利用过“民本”而无视民本思想本身的内在价值。例如,中国具有社会平等、促进权力流动的科举制度,就是基于民本思想而发展起来的举世无双的先进制度,这对于西方至今仍然存在的相对封闭的精英统治所带来的社会不平等现象来说一个是进步的,是中国未来发展模式中应当进一步发扬改进的传统文化遗产之一。

我们应当走出比附,积极地从西方的民主制度中借鉴一些我们可以吸取的经验与教训,着重解决以下问题:(一)如何将民本制度化,这牵涉到如何操作的问题。(二)如何将民本指标化,即将共同福利量化的问题。(三)如何将民本理论化,这牵涉到如何与民主平等对话的问题。苏莉提出的以上三个问题,或许正是当代中国人在思想与政治制度领域中的突破点。我相信,来参加读书会的朋友们和中国社会的众多有识之士,都在探寻一条中国独立自主的思想创新之路,以实现对西方思想与政治制度的超越。丘吉尔没有断言,人们不可能创造出一个比民主更好的制度来。

此次活动标志着柏林读书会增添了新鲜血液,有了柏林公派留学生联谊会的同学们的参与,会友们将能分享到这些在德国努力学习和钻研的中国同学们的专业知识,使读书会的研讨内容范围得以大大拓展,使大家能够温故知新,中西合璧,陶冶精神,共拓视野。

  ( 远 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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